路新生 || 歷史美學“別解”：評《柳如是別傳》
《柳如是別傳》（以下簡稱《別傳》）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最後一部著述。原題《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易名《別傳》，是先生自視此《別傳》不同於一般傳記而有“特別”之處。《別傳》的確“特別”，首先是“不合時宜”。1950年代至1960年代，史學界“五朵金花”大討論陳沒有參與；“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是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等史學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曾接連於《紅旗》、《歷史研究》等雜誌發文討論，陳對此未置一喙；關於“打破王朝體系”的百家爭鳴，陳不僅不“趨時”更不“合流”。《別傳》80餘萬言，大部分為“古典”考訂，顯然違背時興的“厚今薄古”。
說《別傳》“特別”又有數端：先生所有著述，以《別傳》醞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黑格爾說：“當我們研究‘過去’的時代，研究遙遠的世界，這時候一種‘現在’便湧現在我們心頭。發生的史跡不屬於‘過去’而屬於‘現在’。”先生撰《別傳》，希望透視“歷史”，諦審“現實”。他以史家身份“越界”涉足文學，更視《別傳》為測驗治學深淺之試金石，足見此書地位之“特殊”。《別傳》構思縝密體例獨特，其秉持詩史相通理念，史、詩互證，以精良考訂揭示史實之“古典”真相，可謂“別具一格”；先生借“古”言“今”，表達自家“意蘊”，可謂“別識心裁”。
《別傳》如此“特別”，故不能用尋常評價學術專著之方法解讀。自1990年代以來，陳寅恪“熱”經久不息，矚目於《別傳》者亦日漸眾多。綜觀如余英時、汪榮祖、王鍾翰、王永興、周勳初、何修齡等諸家解《別傳》，有“辯誣”、“自遣自證”、“自喻自悔”、“復明運動史”、“頌紅妝女性史”、“知識分子史”、“明清文化痛史”諸說，然以上諸家大體均採用傳統方法。若跳出傳統窠臼，嘗試用歷史美學的眼光審視《別傳》，或可於《別傳》解讀收別開生面之效。
《別傳》極為艱深，奧衍難讀。有學者以此認為《別傳》“全書各章之間並無細密聯繫”。其實《別傳》體大思精，謀篇布局邏輯整嚴。清代文論家劉熙載有云：撰述“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擴之則為千萬言，約之則為一言，所謂‘主腦’是也”。《別傳》也有一線到底的“主腦”，可以一言蔽之曰：諦審歷史，品味“人”——“生”。《別傳》謀篇布局鉤鎖連環，圓成通化，雖近百萬言，亦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文心雕龍·宗經》），抉得《別傳》“主腦”方“萬有俱在”，才能獲取解開《別傳》謎團的鎖鑰。
第一章“緣起”實為 “序言”，當得全書之眉眼。嚴滄浪有云，“收拾貴在出場”，“發句好尤難得”（《滄浪詩話》），賦詩如此，撰史亦然。《別傳》別出心裁，以兩詩起筆，猶如神來，極具想象力。其一有謂“灰劫昆明紅豆在，相思廿載待今酬”。錢謙益曾居“紅豆山莊”，他與柳如是相互酬和，有“紅豆詩”。在錢柳，是耽於繾綣纏綿的情愛意境；陳先生則用紅豆相思意涵表達“古典今情”，家國興亡理念——一般紅豆，兩樣情思。先生略謂二十年前曾得紅豆山莊相思豆一粒，二十年後，白雲蒼狗世事變幻，勾起往昔一段回憶，遂有創作《別傳》之衝動。“緣起”中對“古典”和“今典”界定最堪矚目，這是陳寅恪第一次明確提出這一對概念：“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如所周知，陳提及“用古典以述今事”的“古事今情”，亦即“古典”、“今典”的方法論萌芽，為1939年刊於昆明《清華學報》的《讀哀江南賦》一文：
但舊說畢竟與“古典”、“今典”稍有差異。雖中年時陳已運用此方法史詩互證，但直至暮年撰《別傳》才達到爐火純青境界。因此，“緣起”一章為“古典”、“今典”所舉例證便具有“先導性”重要意義，有引領讀者“讀懂”全書之效。《別傳》以牧齋詩“莫為盧家怨銀漢，年年河水向東流”為例，指出，其“古典”出處有二：一為《玉台新詠》“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及第二出處《李義山詩集》“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其“今典”亦有二，均出自《東山酬和集》，如崇禎十三年所作《永遇樂》：“銀漢紅牆，浮雲隔斷，玉簫吹裂。白玉堂前，鴛鴦六六，誰與王昌說。”陳總論道：
由此可知陳“古典”、“今典”史詩互證，他以“求真”為前提考訂史實的真相。黑格爾說：“人類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發展以及在這些領域裡積極活動，實現偉大目的於事業，或在事業中遭到失敗的那些最傑出的人物和民族的事跡和命運，這些就是歷史敘述的對象和內容。這些對象和內容本身就是有重大意義的，真實的，引人入勝的。”
寅恪之考訂，所涉及大多即如黑格爾所說“本身就是有重大意義的，真實的”，因此也就是“引人入勝的”的，“美”的——寅恪不僅求歷史之真而且求歷史之“美”，這一點非常重要，是理解他的史詩觀的核心。二十餘年來關於陳寅恪、錢鍾書史詩觀討論的論文連篇累牘，私意以為仍然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其實陳、錢二氏史詩觀的矛盾，可以歷史美學的規定性為圭臬而規約之。當然，這個吃緊的問題不是本文的論旨所在，故暫且不論。
緊接“緣起”，《別傳》用“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整整一章近一萬五千言考訂柳如是姓名、字號、別稱。柳如是本名楊愛，後改名柳隱，字如是，號影憐，又有阿雲、雲娟、美人等別號。《別傳》考訂連篇累牘，很容易引起讀者疑惑：如此做法有沒有必要？殊不知這正是陳先生的精心安排。因“明末人作詩詞，往往喜用本人或對方，或有關之他人姓氏，明着或暗藏於字句之中。斯殆當時風氣如此，後來不甚多見者也”（第16頁），《別傳》後文所述史事多以詩賦為文本根據。他無論是引錢謙益還是陳子龍（臥子）、汪然明、李待問（存我）、宋徵輿（轅文）、程嘉燧（孟陽）、謝三賓（象三）等人和柳如是相互關聯的詩賦，柳如是的名、字、別號均暗隱其間。若不將此問題厘清，《別傳》以下諸章便窒礙難敘，也就無法理解第二章以下的所有史實。
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及第四章“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 ，處於承上啟下的“中樞”地位。此兩章以濃筆重墨將錢謙益、陳子龍、汪然明、宋徵輿等人狎妓“豔詩”以及他們尋花問“柳”、錢謙益最終獨占花魁的“豔史”作極詳盡的描述。試舉兩例：《別傳》引顧公燮《消夏閑記》“柳如是”條：“宗伯嘗戲謂柳君曰：‘我愛你烏個頭發，白個肉。’君曰：‘我愛你白個頭發，烏個肉。’當時傳以為笑。” （第542頁）《牧齋遺事》、《柳南隨筆》均從《消夏閑記》踵事增華。《別傳》評謂：“寅恪所見，為顧公燮書所載，乃保存當日錢柳兩人對話之原辭，極可珍貴。所以知者，因其為吳語，且較簡單，甚合彼時情景之故。”（第543頁）陳氏“吳語”特指“個”，字義為“的”，吳語讀音在“個”、“厄”之間。《消夏閑記》描述錢柳夫婦打情罵俏採方言土語入“史”，於“粗俗、直率”中見出一種“樸素的風致，活潑的力量和奇異的諧趣”。《別傳》又以相當篇幅考訂錢謙益“黝顏鮐背”、肥瘦黑白，富含“人趣”，有讓錢謙益起“死”回“生”之效。
程嘉燧，字孟陽，又稱松圓詩老，有《耦耕堂存稿詩》，中錄“朝雲詩”八首。他年屆耄耋卻垂涎柳如是，曾作“豔詩”，中云：“幾株門柳（按：暗指柳如是）一蟬吟……知卿塵外蕙蘭心。”《別傳》一眼就看出孟陽用“卿”之微義。陳引《世說新語·惑溺》：“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與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第191頁）指出：“明末清初之時，能‘卿’河東君者周文岸（周道登）姑置不論，錢受之則自崇禎十四年六月七日以後，始正式取得此資格。孟陽乃一窮酸之山人”，竟敢以“卿”稱呼河東君，其染指柳氏之企圖暴露無遺，“宜乎牧齋選詩，痛加刪削（孟陽詩）也”。（第191頁）
以上兩例，僅為《別傳》三、四兩章連篇累牘數十萬言中之極少部分。寅恪嘗引《河東君傳》牧齋言：“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微）、楊宛叔（宛）與君（指河東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譽卿）、茅止生（元儀）專國士名姝之目？”認為晚明士大夫“自命名士之流，往往喜摹仿謝安石‘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後人雖從中的確“可以推知當時社會一般風氣”（第399頁），然初閱三、四兩章，甚覺其喋喋不休津津樂道之格調不雅；細思之，方恍然悟出寅恪凸顯“衝突”以產生“對比”之旨趣。明清易代屬“歷史悲劇”，其特殊性符合黑格爾對於“悲劇”的規定。黑氏指出，矛盾對立雙方“都要實現一種目的或性格”，從而導致衝突不可避免。其“悲劇性”就在於“衝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理由，而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的卻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明清易代，就滿清和明王朝兩方面言，它們的確有各自“倫理理想”和實現它的“辯護理由”：滿清要 “以夷入夏”亡明，明政權必須抗清衛國，結果“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看《別傳》之敘事，一面極盡鋪陳渲染晚明諸士大夫拈花惹草醉生夢死；與此同時，又對“嘉定三屠”作白描式的直錄，有如古羅馬美學家朗吉弩斯論悲劇的“崇高”：“崇高風格到了緊要關頭，像劍一樣突然脫鞘而出，像閃電一樣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閃耀之中完全顯現出來。”
《別傳》亦在“緊要關頭”將程孟陽等“嘉定諸老”“碰到的一切”——將他們錦衣玉食花天酒地的“幸福”“劈得粉碎”。孟陽宴請柳如是，有詩云：“方信春宵一刻爭。” 陳寅恪考訂其“古典”出處為東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且評論孟陽“單相思”之一廂情願：“但當時珍惜春宵之心者，恐只是孟陽，而非河東君。松圓竟作此語，何太不自量耶？” （第177頁）孟陽之“邀得佳人秉燭同，助情弦管鬥玲瓏”句，古典出處為唐韋莊《憶昔》：“昔年曾向五陵遊，子夜歌清月滿樓……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陳論謂：“讀者苟取孟陽並端己（韋莊字）所作兩詩連貫誦之，則別有驚心動魄之感焉。蓋河東君嘉定之遊，在崇禎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之時間，昇平歌舞，猶是開元全盛之日。越十年而為弘光元年乙酉，其所宴遊往來之地，酬酢接對之人，多已荒蕪焚毀，亡死流離，往事回思，真如隔世矣。”（第180頁）以“孟陽並端己所作兩詩連貫誦之”，陳無疑有“對比”的自覺。《別傳》遂引《侯峒曾年譜》（下）“弘光元年乙酉”：“七月一日，（李）成棟（按：明代降將）鼓噪薄城，以巨炮擊城之東北，聲震樓櫓。……盡一晝夜，攻無頃刻之休，（城遂陷）。”復引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
一邊是柳如是與她的“相好”燈紅酒綠的“正常”生活，奢靡中透出安逸氣息“昇平”之象。轉瞬間物是人非，“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現實接踵而至，歌舞昇平之景與殺戮死亡的慘烈畫面被置於一處，形成動人心魄的對比。康德說：
晚明與明亡是兩段截然相反的“歷史”，兩方面的記載原本獨立無干，亦即康德所謂非“科學”的“片段”。《別傳》經過“各方面長久深刻的衡量、熟思”，將零碎“單獨書寫”即康德所謂“普通知識”排攏一處成為“系統”變成“科學知識”，以收取“對整體的概覽”之效，這種“把原來零星的各自獨立的片段聯繫成為較大的完滿的整體”創作方法，借用黑格爾的說法“簡直是史詩的體裁”。晚明士大夫醉生夢死和明清易代漢族人民抗清鬥爭的慘烈和悲壯都要倚靠“細節”、“動作”使之豐滿，它們各有各的“獨立性”（黑氏《美學》語），“但是這些個別特殊部分儘管各有獨立性，畢竟還是要互相聯繫，使它們所展開和表現的那個單整的基本主題思想顯現為對全部個別特殊因素起統攝和結合的作用的統一體”。三、四兩章敘事都隱隱指向第五章“復明運動”，顯現出《別傳》的匠心獨運。有三、四兩章的衝突和對比作伏筆，“復明運動”的歷史書寫才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第五章“復明運動”並不從崇禎帝吊死明代實際滅亡起筆，而是從苟延殘喘的南明小朝廷述起。開篇即敘述馬士英、阮大鋮與東林黨關於“國本”的“黨爭”。《別傳》：
“血統”親疏實為中國王位承繼之樞機，但當時一般明史著述受教條式的“馬列主義”和階級鬥爭論影響，着意凸顯馬阮個人品性之低劣，又囿於東林正人君子之成見，未見有如《別傳》之直指要害者，更不見對馬阮作正面評價者。南明小朝廷此刻已命懸一線，諸大臣卻全不顧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黨爭內訌不已，如此看來，東林諸子之於南明弘光滅亡負有相當甚至主要責任，如《別傳》所說：“東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絕其（按：指馬、阮）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亂’為言，遂釀成讎怨報復之舉動。國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第860頁）
這裡復引《明史》專家謝國楨以為寅恪奧援。謝氏引《明通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使之。於是士英怒不可止，朝端益水火矣。”謝國楨評論：“由上節我們看來，逆黨實在有示好東林的意思，但東林實在相迫過甚了。”陳、謝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康德認為，“美”的“最大的讚賞對象”，“是一個不驚慌，不畏懼，因而不逃避危險，但同吋又以周密的深思熟慮幹練地採取行動的人”；“甚至於戰爭，如果它是借助於秩序和公民權利神聖不可侵犯而進行的，本身也就具有某種崇高性”。弘光南明覆亡，柳如是勸牧齋殉國，錢怯懦不能，柳欲投水殉國遇救不死，正可作如康德觀。
牧齋降清循例北上，未久以病歸，此後錢柳暗中在江南進行復明運動。《別傳》引《清史列傳·貳臣傳·錢謙益傳》：“（順治）五年四月，鳳陽巡撫陳之龍擒江陰黃毓祺於通州法寶寺，搜出偽總督印及悖逆詩詞，以謙益曾留黃毓祺宿其家，且許招兵入奏。”（第902頁）牧齋因黃案入獄，幸得柳奔走營救免禍。錢出獄後夫婦繼續復明活動。如錢謙益曾經致信瞿式耜，瞿遂上奏云：
據此知錢謙益曾殫精竭慮於復明之軍事行動，其身曹心漢確鑿無疑。後經黃宗羲介紹，牧齋復遊說馬進寶反清復明（第1038頁）。時鄭成功五大商在蘇州有店號，為復明牧齋頻繁來往於常熟與蘇州之間（第1042頁以下）。永曆六年即順治九年，牧齋“奉永曆之命”接應鄭成功，頻繁往來南京，甚至除夕亦未返家度歲，河東君並不怪罪，“蓋牧齋奉有特別使命之故也”。（第1154頁）牧齋死，同族豪霸向柳如是逼索資財，柳如是乃自縊身亡，隨夫而去。
全書以“合掌說偈”收筆前，引錢泳《履園叢話》、翁同龢《瓶廬詩稿》、鄧之誠《骨董瑣記》言錢柳遺事，其中以被寅恪完整引用的《履園叢話》之語最為觸目驚心。錄在這裡：
歌德論“意蘊”和“美”：“古人的最高原則是意蘊，而成功的藝術處理的最高成就是美。” 黑格爾引後論道：“遇到一件藝術作品，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它直接呈現給我們的東西，然後再追究它的意蘊或內容。”所謂“意蘊”，朱光潛解釋：“‘意蘊’原文是das Bedeutende，意思是‘有所指’或‘含有用意’的東西，近於漢語‘言之有物’的‘物’，因譯‘意蘊’。黑格爾通常把它叫做‘內容’（Gehalt）。” “意蘊”是作品的靈魂，藝術作品如此，史著同樣如此。對於歷史學來說，“意蘊”是史家理念的最高體現，是主體精神的核心與結晶。人們讀史，實際上抱着雙重目的：首先通過讀史，了解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其次通過讀史，體悟史家的氣韻，追逐史家的“意蘊”，從中見出史家生活當下的“精神氣候”（丹納語）。第一點涉及“真”。黑格爾說：“美與真是一回事。這就是說，美本身必須是真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按：“感性顯現”可解喻為史實）“真”在《別傳》中表現為史實考訂；第二點涉及“意蘊”。黑氏指出：“把一切結合成一體的繩索以及結合的力量卻在於主體性，統一，靈魂，個性。”黑氏的“主體性，統一，靈魂，個性”其實也就是作者的“意蘊”，它是貫穿作品的“靈魂”即“繩索”。本文不及《別傳》之“真”，僅體悟其“意蘊”。《別傳》“緣起”：
這裡，陳寅恪仍然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蘊”，然其內涵已經由個人擴大至整個民族。陳先生此種理念，在《別傳》中鮮明地表現為斥責漢奸崇尚氣節；諦審歷史品味“人”——“生”。
（一）斥責漢奸崇尚氣節
身處明清易代的歷史驚濤駭浪，很多人被拍打落水，對於此類人《別傳》均予以痛斥而未嘗稍假辭色。例如《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移錄牧齋《西湖雜感》序之後云：“寅恪案，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出《文選》肆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遵王已引，不待更釋。牧齋用此典以罵當日降清之老漢奸輩，雖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猶存，殊可哀矣。”（第1044~1045頁）朱鶴齡有《愚庵小集》，《四庫提要》收錄並評論謂：
《別傳》駁斥《四庫提要》曰：“寅恪案，牧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點。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於事勢所使然。若謂其必須始終心悅誠服，則甚不近情理。夫牧齋所踐之土，乃《禹貢》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種之毛，館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第1045頁）朱氏《愚庵小集》被《四庫》館臣斷章取義曲解利用，以“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圭臬之，必須加以批駁。寅恪愛憎分明，黑白定奪極有分寸。又如《別傳》引顧公燮《消夏閑記選存》“錢牧齋”：
諸生謂牧齋“不覺老”，“覺”、“閣”，吳語同音，意謂牧齋降清未能得“閣老”頭銜。而牧齋領寬袖時之裝束，雖被譏為“兩朝領袖”，他“默然”自歎“不得已”亦系託詞，然其內心之淒苦可以窺見。是故陳氏評曰：“牧齋在明朝不得躋身相位，降清復不得為‘閣老’，雖稱‘兩朝領袖’，終取笑於人，可哀也已。” （第848頁）可謂平恕之論。浙東黃宗羲乃明清之際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其一生亦有使人感到遺憾之事，“《明夷待訪錄》自命為殷箕子，雖不同於嵇延祖，但以清聖祖比周武王，豈不愧對‘關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第861頁）在民族大義面前，寅恪一絲不苟嚴格如此。
正人君子汪然明深知柳如是“擇婿之難，處境之苦”，她與陳子龍交好卻不能結為姻緣，垂涎於柳如是的謝象三“氣量偏狹，手段陰狠”（第434頁）而“無足取”，“然明胸中，必將陳、謝兩人之優劣同異，互相比較，取長略短，衡量斟酌，推薦於河東君。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猶足令人歎服！”（第439頁）汪然明急公好義，為名花落主殫思竭慮，陳氏最見重此種品性，故陳“今日”之歎服汪然明，必“有所指或含有用意”（按：見前引朱光潛論“意蘊”）。他滿眼盡見喪失良知勇氣的勢利小人，出於自我保護本能，他們陷入“平庸之惡”，麻木、奴性、自私、愚昧，謹小慎微保持沉默，削去做人的風骨和血性，不斷退卻直到退無可退，甚至落井下石賣友求榮，如汪然明般古道熱腸之君子已難得一見。但對於然明之子“追隨當日漢奸渠首，漸至監司，稍稍通顯”，陳氏斷然指出他亦曾經“沾光”其子，“不獨藉此可以苟全，且得以其餘力維護名姝”，實足“與今日歷世變之君子共發一歎”。（第394頁）
宋徵輿（字轅文）是《別傳》大力譏諷所用筆墨最多者。宋曾一度與柳如是交好。柳氏遇到難事，企盼宋紓解，轅文怯懦推託，柳氏大怒，“持刀斫琴，七弦俱斷”，與宋氏斷交，後與錢謙益結為夫婦。明亡，宋徵輿降清，錢謙益雖亦降清，但後來秘密反清復明，攜柳如是頻繁來往於常熟、蘇州間。宋徵輿得聞，妒火中燒，作文譏牧齋，用語極尖刻。陳先生評曰：“轅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詆牧齋，出於私意，與吳越舊時黨社勝流之不忘故國舊君者，不可同日而語。”（第85頁） 陳並稱轅文為“漢奸”，譏諷宋：“終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進，致身通顯。明季南都傾覆，即中式鄉會試，改事新朝，頗稱得志。”（第83頁）又拿轅文與牧齋作對比：“時移世改，事變至多，轅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貳；牧齋隱琴水，乃故國之遺民，志趣殊途，絕無干涉。然轅文不自慚悔其少時失愛於河東君之由，反痛詆牧齋，以泄舊恨，可鄙可笑，無過於此。”（第83頁）陳鄙視宋徵輿，稱之為“卿貳”。“貳”者，變節背叛也。
寅恪痛斥宋為“卿貳”、“漢奸”意猶未盡，再論道：“噫！臥子抗建州而死節，轅文諛曼殊（按：“曼殊”，滿洲之別稱）以榮身。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雍也篇》）豈不誠然哉？豈不誠然哉？”（第141頁）按，祝鮀，字子魚，衛國大夫，貌美有口才，受衛靈公重用；宋朝，宋國公子朝。《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孔子此語意謂：若沒有祝鮀般口才，也沒有如宋朝美貌，在今天的社會處世立足就難了。
寅恪針對宋轅文引《論語》，很明顯，他將宋轅文視為明清易代之祝鮀兼公子朝。體味寅恪之論，重在凸顯轅文之“美”、“佞”。轅文貌美，故一度能得柳如是芳心，是謂“美”；轅文能文，降清後中式進士且高升“卿貳”，在寅恪眼中可謂“佞”。在改朝換代的“亂世”中，最是阿諛諂媚巧舌如簧以“貌”取悅又有“佞”功如轅文者左右逢源如魚得水。可悲者，在寅恪生活的當下，“美”、“佞”雙全之當代宋轅文屢見不鮮，“須眉”而非“紅妝”中此類人尤多。
與降清之錢謙益特別是宋轅文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柳如是及晚明士大夫之抗清守節。黑格爾認為悲劇“動作情節的真正內容意蘊”，亦即“決定悲劇人物去追求什麼目的的出發點”，是一種“在人類意志領域中具有實體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這其中就包括了“國家政治生活，公民的愛國心以及統治者的意志”。《別傳》移錄虞陽說苑本《牧齋遺事》云：
復引顧苓《柳如是傳》：“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君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第881頁）再引顧公燮《消夏閑記》：“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於乙酉，而死於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第881~882頁）《別傳》再三引用柳如是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史實，旨在弘揚一種符合黑格爾所說的“自由理性”。黑氏指出：“人應該感到恐懼的並不是外界的威力及其壓迫，而是倫理的力量，這是人自己的自由理性中的一種規定，同時也是永恒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人要違反它，那就無異於違反他自己。” 錢柳當時都面臨明亡的“外界威力”，柳秉持其倫理道德，堅守信仰，她深知“誰學會了死亡，誰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靈，就能無視一切束縛和強制。誰真正懂得了失去生命不是壞事，誰就能泰然對待生活中的任何事” （蒙田語）的道理，要像亞里士多德所說“把靈魂安放在最適當的位置”而找尋“幸福”，所以準備殉國，錢則怯懦不能，兩相對比，高下立判。
《有學集》七律：“楊柳風流煙草在，杜鵑春恨夕陽知。憑欄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寅恪論道，牧齋詩“特具興亡之感……悲今念昔，情見乎詞，而河東君哀郢沈湘之旨，復楚報韓之心，亦可於此窺見。（第384頁）”《牧齋遺事》：“弘光僭立，牧翁應召，柳夫人從之。道出丹陽，同車攜手，或令柳策蹇驢，而己隨其後。私語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圖也。’邑中遂傳錢令柳扮昭君妝，炫煌道路。吁！眾口固可畏也。”先生論道：“噫！當揚州危急之時，牧齋自請督師，河東君應可隨行。然弘光不許牧齋作韓世忠，故河東君雖願作梁紅玉而不能。”（第865頁）
（二）諦審歷史品味“人”——“生”
太史公《報任安書》中膾炙人口的名言：“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讀史公《書》不得不讓人想到陳寅恪。似史公所言軀體殘破，寅恪獨占其二。目盲足臏，寅恪苦極悶極！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寅恪所以忍其不能忍，受其難以受者，他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給出了答案：“嘻!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知我罪我，請俟來世。”想到“知我罪我，請俟來世”，有孔子作榜樣，寅恪獲得了力量。他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心裡必也和太史公一樣有一盞明燈，他的“痛哭古人，留贈來者”與史公“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報任安書》）相仿佛。
因為寅恪精神獨立思想自由，所以黑格爾所說“束縛在命運的枷鎖上的人可以喪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喪失他的自由。就是這種守住自我的鎮定才可以使人在苦痛本身裡也可保持住而且顯示出靜穆的和悅”，也就成了對寅恪的寫照。他樂此不疲創作《別傳》，在品味歷史中獲得了精神愉悅和靈魂解放。錢鍾書先生曾引锺嵘“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並下斷語謂锺嵘“強調了作品在作者生時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艱辛冷落的生涯妥協相安；換句話說，一個人潦倒愁悶，全靠‘詩可以怨’，獲得了排遣、慰藉或補償”。詩有“排遣、慰藉或補償”之功，撰史同然。李贄讀了司馬遷“發憤所為作”那句話，感慨說：“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也。雖作何見乎！”（《焚書》卷三《〈忠義水滸傳〉序》）即可移用於寅恪撰《別傳》之追求。垂暮之年的陳寅恪，徜徉於歷史的長廊，回憶、想象、理解、闡發，創作《別傳》的精神愉悅成為支撐他生命的動力。
苦中作樂，在《論〈再生緣〉》中僅得一見，到了《別傳》卻已經屢見不鮮。例如，柳如是每每以男性之稱呼如“弟”自稱，汪然明、陳子龍、錢謙益亦如此稱柳氏，如“柳儒士”。汪然明嘗留宿柳氏處，故作詩文誌之。詩中原稱柳氏為“雲娃”，後來感覺此稱呼“甚涉嫌疑，兩方均感不便”，遂改“娃”為“生”，“以圖蒙混”，寅恪認為，難怪錢謙益“倣效陳腐迂儒之王魯齋柏，撰著‘詩疑’，於鄭、衛諸篇，大肆刪削矣，呵呵！”（第202頁）又如，錢謙益曾有“與君遙夜共芳辰”之句，寅恪引用後竟然想到《紅樓夢》第六三回妙玉祝寶玉生日，有“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論謂：“豈櫳翠主人亦目怡紅公子為群芳之一芳耶？呵呵！”（第357頁）寅恪之樂溢於言表。
復如，錢柳結為夫婦，友朋多賦詩相賀，是謂“催妝詞”、“合歡詩”。《列朝詩集》均有收錄。然《列朝詩集》獨獨不載河東君與程孟陽作品。寅恪認為：“不載河東君與程孟陽和作，此俱不可以時日較晚，居處較遠之故，未能編入為解說。”柳如是不作詩，原因在於“關涉己身，殊難着筆。既不能與牧齋及諸詞人競勝，遂避而不作”，最有趣的是孟陽闕詩作而寅恪體悟孟陽心理：“若孟陽者，其生平關於牧齋重要之詩，幾無不有和章，獨於此二題（按：即“催妝詞”、“合歡詩”）闕而不賦，其故當由維生素丙之作用。”（第513頁）如前文所述，程孟陽對柳如是有非分之想，現見錢謙益獨占花魁，心中不免五味雜陳，此是謂“維生素丙之作用”。孟陽心境如此，何肯且何能賦詩酬和？想寅恪行文至此，雖紙面不用“呵呵”，其心中早已忍俊不已樂不可支。《別傳》此類例證不遑枚舉。這是寅恪覽古知今，對於“人”——“生”的品味。他創作《別傳》的確如黑氏指出的那樣：
在1950~1960那個特定年代，先生之行文隱晦曲折，在關鍵處遣詞用語特別講究，每每在不起眼處蘊蓄“言外之意”，如同先生賦詩之以“古典”隱喻“今典”，所以應當特別引起讀者的重視。黑格爾曾經説過，五光十色的鳥羽需要“人”的欣賞它才美麗；夜鶯的歌聲有“人”聆聽它才動人。“曇花只在夜間一現而無人欣賞，就在南方荒野的森林裏萎謝了。而這森林本身充滿着最美麗，最茂盛的草木和最豐富最芬芳的香氣，也悄然枯謝而無人享受。”鶯歌鳥羽艷麗曇花，原先只是“無意義的存在”。因爲被“人”發現並欣賞，這時它們就顯示出了“美”，因而就“高於”了原先的鶯歌、鳥羽、曇花。同理，在没有注入史家的意藴以前，史實就好比没有經過藝術家“心靈創造”的“自然”，它也是“無意義的存在”。看陳寅恪筆下的柳如是、錢謙益、汪然明、陳子龍、程孟陽等，這些人流落在歷史荒野中，在没有被陳先生發現並表彰以前，也就像鶯歌、鳥羽、曇花一樣，只是一些“無意義的存在”。因爲被發現、被欣賞，被寫進了史書，這時他們就顯示出了“美”的本質。而陳先生之所以從茫茫史海中打撈出的如許歷史人物和事件，都是他心靈的“外現”，藴含着獨特的“意藴”。例如，錢謙益任永曆朝禮部尚書之時，陳子龍同在南京。他是否會與昔日相好柳如是見面？柳如是又是否會像元微《鶯鶯傳》中之崔鶯鶯拒絕張生那樣拒絕陳子龍？這引起了寅恪的好奇。雖然遺憾缺乏可供考訂之史料，寅恪卻仍然發論謂：“噫！吾人今日追思崔（鶯鶯）、張（生）、楊（楊玉環）、陳（子龍）悲歡離合之往事，益信社會制度與個人情感之衝突，誠如盧梭、王國維所言者矣。”行文至此，寅恪忽然筆鋒一轉，發感慨道：
初讀《別傳》至此會有一點莫名其妙，完全跟不上此時腦際浮想聯翩的寅恪。他將甲午（1954）寄給朱師轍的絕句重新翻出來置於《別傳》究竟想說什麼？值得玩味的是其中這幾句：“豐干饒舌笑從君，不似遵朱頌聖文。願比麻姑長指爪，儻能搔着杜司勳。”（第876頁） 寅恪此詩亦“古典”、“今典”兼具，但閃爍其詞，難索正解。細繹寅恪之意，試作解讀如下：1951年朱師轍得以去杭州養老，他給領袖寫信感恩，謂“琅函飛下九重天，堯舜都俞在眼前”。這在寅恪眼中是否屬於“遵朱頌聖”？“願比麻姑長指爪，倘能搔着杜司勳”句，其古典出處：晉葛洪《神仙傳》謂仙人麻姑手纖長似鳥爪，可搔背癢。李白《西岳雲台歌送丹丘子》詩：“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杜司勳”即杜牧，曾於大中二年（848）入朝為司勳員外郎。李義山《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寅恪此詩似在諷刺那些官迷心竅祈求獲得一官半職者，此為寅恪之“今典”。
柳如是有奉答錢謙益贈詩云：“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寅恪論其“古典”指出：“‘誰家樂府唱無愁’者，用《北史·齊本紀·幼主紀》：‘後主益驕縱，盛為無愁之曲。帝（寅恪自注：指後主言）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復引《文選》“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李善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寅恪認為這是柳如是賦詩之“今典”，“兩句竟指當時之崇禎皇帝為亡國之暗主，而牧齋為高才之賢臣”（第546頁）謹按，柳如是之“今典”，歷經三百年歲月淘洗，至陳寅恪時代業已“凝固”，異變為寅恪之“古典”。寅恪引此“今典”實則“古典”，則他自己的“今典”何在？黑格爾認為，一切使美學“感到最大興趣的一些具體問題都是和整個現代歷史發展分不開的。” 若借用黑氏之論審視陳寅恪，則在“現代歷史發展”的語境下，陳之“崇禎為亡國暗主，牧齋為高才之賢臣”云云，欲言又止之弦外之音究竟何謂？堪供博學君子把玩。
《別傳》又謂：“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他舉蒲松齡《聊齋志異》所紀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感慨蒲松齡“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託靈怪以實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髣髴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第75頁）寅恪這不僅是憑吊歷史，也是品味現實。潮起潮落雲卷雲舒，《荀子·非相》：“欲觀千歲，則數今日。……古今一度也。”所以“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舊約》的《傳道書》所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如果說數百年前的柳如是與吳越黨社勝流都煙消雲散，到了寅恪的時代卻照樣有“社會環境之限制”，教條主義的清規戒律已經成為當代 “禮法”。與受當代“禮法”限制去勢守雌毫無節操與風骨的須眉相比較，寅恪“理想中之女性” ，“真實之人”卻優秀得多。這正是《別傳》“頌紅妝”之微義所在。
如果對《別傳》“吹毛求疵”，毋庸諱言，《別傳》也略有瑕疵，表現在寅恪的“護柳”上。柳如是不僅美若天仙，而且才高八斗，她是陳先生心目中完美無瑕的女神。說得誇張一點，柳如是是陳先生隱忍“苟活”的精神支柱。《別傳》因此每每袒護柳氏，容不得任何批評柳氏之說，不免使結論陷於偏宕。
如據《別傳》引乾隆間修《婁縣志·王澐傳》：“王澐字勝時，幼為陳子龍弟子。處師生患難時，卓然有東漢節義風。”又引《耆獻類徵》陳子龍殉難後，“夫人張氏與其子婦丁氏居於鄉，兩世守節，貧不能給，王勝時明經澐常周恤之”。（第43頁）是王澐堪稱君子。但寅恪又認為王澐“乃最反對河東君之人”，“特恨其具偏隘之見”，卻並沒有引出王澐之“偏隘”，這個“特恨”王澐論證欠完整。就柳如是來說，她的性格也是有缺陷的。表現在她的水性楊花，難耐清冷。據《別傳》引錢大昕弟錢肇鼇《質直談耳·柳如之軼事》（按，陳先生謂“之”字乃“是”字之誤。下同。）：“如之幼養於吳江周氏為寵姬。年最稚，明慧無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藝，以是為群妾忌。獨周母喜其善趨承，愛憐之。然性縱蕩不羈，尋與周僕通，為群妾所覺，譖於主人，欲殺之。以周母故，得鬻為倡。”（第47頁）柳如是時年14歲，身份為周道登之婢或妾（第53頁）。《別傳》：“錢肇鼇所云，河東君為周氏群妾所忌，譖於主人，謂其與僕通，因被放逐。”（第60頁）又說：“河東君嘗為崇禎初年宰相周道登之妾，以讒譖被逐，幾至殺身，乃其一生憾事。”（第847頁）其實據“錢肇鼇所云”，柳與周僕通在先，然後才有“群妾讒譖”，這個秩序不應當顛倒。換言之，群妾的確妒忌柳，但有柳氏有把柄被抓住，至少有一半責任。而陳說“謂其與僕通”，是認為柳氏蒙冤，這個結論似乎站不住。
柳氏在被鬻為娼妓後，和陳子龍、程孟陽等江南才子有過同居關係，這是職業性質使然，亦無可厚非。但她與錢謙益結為夫妻後卻仍然難改不安分本性。明亡錢謙益隨例北上，柳獨留白下。《別傳》：“迨南都傾覆之後，牧齋隨例北遷，河東君亦可偕行，但終留江南。故河東君雖可作漢明妃而不願。其未能作梁紅玉，誠是遺憾。但不願為王昭君，殊堪欽服也。”（第865頁）是寅恪認為柳氏沒有偕夫北上係“由於心懷復楚報韓之志業”（第866頁），即為了抗清。這個結論似乎疲軟。柳氏不久即和鄭氏男子相通，疑點是存在的。因為據《別傳》引李清《三垣筆記》：“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義，況一夫人乎？聞者莫不掩口而笑。”（第886頁）此文著一“隱”字，最可以見出柳氏獨留白下“虛位以待”之“隱”衷。據前文，《別傳》曾經引用《論語·雍也篇》，寅恪應當熟知“婁豬艾豭”的典故。
又據《荷牐叢談》：“當謙益往北，柳氏與人通奸，子憤之，鳴官究懲。及歸，怒罵其子，不容相見。謂國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節，乃以不能守身責一女子耶？”《別傳》論曰，此說“一掃南宋以來貞潔僅限於婦女一方面之謬說。自劉宋山陰公主後，無此合情合理之論。林氏乃極詆牧齋之人，然獨許蒙叟（按，指錢謙益）此言為平恕，亦可見錢氏之論，實犁然有當於人心也。”（第887頁）錢謙益將自身降清與柳如是失節相比較，自愧大節有虧而諒解柳氏“小節”不保，這可以是他作丈夫的“大度”或“寬容”。作為史家，卻不應認同林氏所論，更不能從中得出“犁然有當於人心”的結論。
黑格爾說：“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性格應當有“豐富內容”，作者“必須滲透到最複雜的人類心情裡去，守在那裡面，在那裡面吸收營養來充實它自己，而同時卻又不停滯在那裡，而是要在這些旨趣、目的和性格特征的整體裡保持住本身凝聚的穩固的主體性。”黑氏的“性格”、“人類心情”也就是“人性”。人性是複雜的多面相的。“人無完人”。如《荷馬史詩》中阿喀琉斯集殘暴、仁慈截然相反性格於一身，黑格爾卻認為：“就性格本身是整體因而是具有生氣的這個道理來看，這種始終不一致正是始終一致的，正確的。”馬科斯·韋伯說：
對待柳如是也應當作如黑氏、韋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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